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怀着狼子野心，一直在不断地制造危机和利用危机，既有张牙舞爪的激进，又有老谋深算的扩张，步步为营，最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92周年。提到历史上的“九一八”，我们都会怀着悲壮的心情去回首。甚至不敢细想这场深重苦难的背后是多么的惨烈。时间总能让人忘记很多伤痛，我们却不该对民族苦难没有清楚认知。如今当我们站在此刻的节点回望历史，除了审视过往，我们还应当了解什么？

　　瑞士日内瓦的万国宫内，存放着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从1919至1946年的历史档案。鲜为人知的是，卷帙浩繁的档案中，竟有一份由著名的“沈阳九君子”冒死收集的日军“九一八”侵华罪证。
　　那是一个灰色的防腐蚀档案盒，里面装有一个绣着英文“TRUTH”（真相）字样的蓝色布包。
　　这本沉甸甸的册子，既收录了当时的报纸对日军侵略行径的报道、遭日军射杀的无辜百姓名单，也有教材、海报等日军在东北实施奴化教育、操纵并建立傀儡证据的大量铁证。当中还有一份详细的被派往东三省实施傀儡统治的日本人名单。
　　在一个编号为S36的箱子里，有一大叠收自哈尔滨的信函，字字写满大众的嗟伤，国土的沦丧。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无故进兵，夺了我们东三省，任意残杀我们同胞。”
　　“日军既为‘保侨’而来，为何到处破坏学校、抢夺货物、焚烧产业、枪杀无辜商民？”
　　“商民死伤无数，房产焚烧，人无住处，农人不能种地，及奸淫妇女等。惨无人道之事不胜枚举。”
　　“民等处此铁蹄之下，敢怒而不敢言！”
　　痛感日本蹂躏民意，一位哈尔滨商贩在信中附上一纸大字怒斥“满洲国的成立绝不是民意”。

　　松花江上百姓的怒吼，与“真相”布包里的罪证一道，击破了日军的狡辩和粉饰。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既带来了先进思想的源头活水，也带来了侵略战争的滔天祸水。1926年12月25日，北伐军正在中国大地摧枯拉朽的时候，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继位，改元“昭和”。
　　由此，开始了一场以少壮军人为前导、以清除腐败为旗号、将整个日本拖入法西斯深渊的“昭和维新”运动。他们对日本社会的党贼、财贼、权贼充满了批判，但批判的武器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
　　自此，日本进入了疯狂的时代——军阀疯狂，媒体疯狂，民众疯狂。
　　日本军国主义疯狂的背后还有处心积虑。应该说，日本方面肢解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从来就不是草率和简陋的。
　　从甲午战争前后它在中国做的大量细致的情报工作和在国内完成的周密军事准备上，就可见一斑。
　　他们不单单是在战略行动上有所规划，指挥将领也在不遗余力地研究中国。
　　说到九一八事变，不能不谈一个人，那就是石原莞尔。
　　当石原踏上中国土地时，他立刻被东北平原的景色惊呆了，无边无际的田野像绿色海洋般，一望无际。到关东军总部旅顺后，一连八个月，他的时间都花在了阅读书籍、研究地图以及和关东军经验丰富的老手谈话上面。
　　到中国不满一年，石原进行了三次“参谋旅行”在哈尔滨乘汽车实地侦察，做攻占前的地形判断；研究了松花江渡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的前进阵地。包括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进攻与防御，兴安岭东侧地区可能发生遭遇战等问题，都在他那个不知疲倦的脑子中理出了头绪。
　　如果说军事独裁是日本政府肆无忌惮的底座，那么积贫积弱的中国便成了他们垂涎已久的肥肉。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绝非意外，这一切都是昭和军阀集团成员集体运作的结果。

　　当年，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
　　整个抗战期间一直有国军部队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达百万以上（电影“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长期成为笑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的奇景，使我们今天仍然感到羞愧。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投敌？

　　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主义，皆敌不过他们个人的切身利益。

　　国民党政府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盘算着退路。
　　首先是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后来因为侵略者攻陷南京后条件大大加码，“陶德曼调停”才宣告中止。
　　接着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宇垣一成在日记中记录了孔祥熙的表态：“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等等。后因日本陆军强硬派非要“蒋介石下野”，这次交涉才告吹。
　　1939年3月，又有国民党复兴社人员与日本方面在香港悄悄谈判。但这个消息走漏了，得到消息的中国共产党方面要求“通缉主和人员”，桂系也表示，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这样秘密谈判才夭折。

　　1940年，军统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门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交涉，甚至一度拟定蒋、汪、日三方长沙会谈，这被日方列为“桐工作”，并称，这“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仅是对中国主权领土的严重侵犯，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公开挑战。
　　九一八事变前一天，美国国务卿与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保证不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日本则保证其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应限于锦州以北。直到日本侵占锦州，并向锦州以南进犯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才照会中国和日本，宣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由于没有采取遏制日本侵略的具体行动，美国的这一政策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1931年12月10日，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下，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决定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

　　1932年2月，调查团从法国出发，一路上迈着蹒跚的步子，历时两个多月才抵达沈阳。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总共6周的所谓实地调查，起草了共1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书。总体上看，调查报告书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暴露了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全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1932年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指出这个报告书“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侵略者以为三个月可灭亡中国，然而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却没有料想到在这背后还有一股坚定的力量在积聚中等待爆发。
　　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大国之列。
　　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坚强的民族组织，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9月18日，我校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引导全体师生深刻铭记那段悲痛的历史，同时努力奋进，展望光明的未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是基于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们的牺牲。”同学们纷纷表示，要以史为鉴，不忘国耻，也要珍惜现在的和平，去构建更加美好的新中国！

　　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牢记历史，为祖国的明天付出汗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历史不再重演，确保我们的国家永远如今日一般繁荣昌盛。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前行！
　　永续警钟，勿忘民族耻！